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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家溫室孕育出的怪胎 一代憤青宋神宗

 更新時間:2011-03-09 13:12


千年前的北宋皇宮,剛當上皇帝的神宗興奮地穿著全副鎧甲,英姿勃勃地在祖母曹后面前走來走去:“您看我像不像一個大元帥?”
聰慧的曹后一笑,明白神宗不滿現狀、有改革之念,這番“走秀”正是要尋求自己的支持。她的眼中充滿慈愛,但言語十分冷靜:“你如能永不貪軍功,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!边@就像一盆冷水,潑到神宗頭上。
望著怏怏走開的神宗,曹后長嘆一聲。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、過世的仁宗。13歲當皇帝時,仁宗已喜怒哀樂不形于色、駕馭臣子于不動聲色。而眼前這個20歲的天子卻把什么都寫在一張臉上。她不知道這樣熱血沖動的皇帝主導的改革,會把朝廷變成什么樣子。
皇家溫室孕育出怪胎
1062年,宋仁宗去世的前一年,未來的神宗趙頊還是個14歲的少年,無憂無慮地在皇宮中讀書。雖然他管仁宗叫爺爺,但他的父親趙宗實,只是仁宗的養子。
大臣們苦口婆心:養子也算兒子。
但仁宗耿耿于懷,沒有親生兒子,他遲遲不愿立儲。直到“包青天”包拯開口,宋仁宗才終于下了一道詔書,正式確認28歲的趙宗實為太子。
這一道圣旨,承認了趙宗實的正式地位,也等于內定了宗實獨子趙頊將來的皇位。
一年后,仁宗就去世了,一直擔驚受怕的趙宗實終于登基成為宋英宗。但是如同一個定律:任何一個生活在父輩光環下的第二代,注定是被人拿來比較的。所以英宗從當上皇帝第一天起,就被自己的心理壓力逼瘋了。勉強當政4年,兩腿一蹬去見仁宗,把擔子扔給了兒子。19歲的趙頊成為宋神宗。
所以宋神宗從小到大,就生活在皇家溫室里。
因為老爹,他一早就注定是皇位接班人;因為爺爺,他從小就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好榜樣。至于多年不立太子、做成功人物繼承者的壓力和陰影,都讓他老爹一肩扛了。他所做的,無非是悠哉度日,好好讀書,等著當皇帝。
造就一個憤青,通常需要兩點:一是生活上優越,不為生計所苦的人,才有閑心去針砭時弊;二是好讀書,有學問的人,才能把抱怨變成沖動的作為。一個北宋農家的兒子,就算對社會再不滿,也只能在刨地時狠狠鋤幾下、罵幾句罷了。
神宗不幸兩點都具備了。這棵皇室獨苗,一不走馬斗雞,二不惹事生非,一天到晚認真讀書,以至于他老爹都擔心他會讀壞身體。隨著年歲的增長,他日益成為一個熱血少年,有滿腔抱負,恨不能破繭而出、直上凌云。
但是,在皇家的保護下,少年天子宋神宗缺乏平衡朝局的手段、循序漸進的耐心、消弭矛盾的智慧。這注定了即將開始的“熙寧變法”,將以大爭議、大悲劇的姿態,留在中國的歷史長河里。
憤青與怪才的君臣配
神宗接手的北宋王朝,從總體上看,的確存在危機。太平日子過久了,土地兼并和佃戶問題十分嚴重,官僚機構和軍隊不斷膨脹,所以財政吃緊。而6年之內,兩次皇帝大喪,多次自然災害,讓朝廷的賬本上竟然是空的。
年輕的皇帝急了。他看到一本空賬,就認定全國山河一片窮。北宋的錦繡江山,在他激情的眼里,不過是搖搖欲墜。焉能不改革?
再沒有政治經驗,神宗此刻也知道,必須得到朝廷大臣的支持。他首先把詢問的目光投向了爺爺“慶歷新政”時的干將富弼。垂垂老矣的富弼,早被“新政”搭檔范仲淹的倒霉下場給嚇壞了,他瞪著一雙渾濁的老眼,瞧了瞧這位血氣方剛的皇帝,答道:“改革?陛下剛登基,應該廣布德政,我希望國家二十年內不動干戈!
神宗當場氣傻了眼,既然老臣們和自己根本想不到一起,那就跳過朝廷重臣,尋覓改革之臣吧。一個備受爭議的怪才映入了他的眼簾:王安石。
當時的王安石,是士大夫中的精英,改革派的靈魂,可謂天下憤青共同景仰之人。被老臣們接二連三的訓斥弄得很不高興的神宗,立刻把這位偶像抓了過來,作為改革的指導老師。
王安石說:當然要變法,只要君臣一心,不要說漢唐盛世,便是再現堯舜,又有何難。這番話有如一劑強心針,神宗立刻神采飛揚,拍案而起:這才是我的知音呀!
于是,不再理會朝廷上下的反對,宋神宗于1069年二月果斷地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(宰相職),農田法、水利法、青苗法、均輸法、保甲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、保馬法、方田法……先后頒行天下,“熙寧變法”如火如荼地開始了。
一個人的改革悲歌
歷代成功的改革,都必然有秦孝公和商鞅這種君臣絕配的影子,而神宗和王安石只能算半對。
神宗急于改革,“同一戰壕中”的戰友情誼,讓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,是空前的。王安石所推行任何改革法案,他都無條件支持。只要看看這張因反對改革而被罷黜的大臣名單,就知道神宗有多么堅決了??御史中丞呂公著、御史劉述、劉琦、錢?、孫昌齡、王子韶、程顥、張戩、陳襄、陳薦、謝景溫、楊繪、劉摯、諫官范純仁、李常、孫覺、楊宗愈,翰林學士范鎮;甚至,歐陽修這樣的名臣、富弼、文彥博這樣的三朝宰輔……這張名單上,并非都是高傲守舊的貴族,相反,不少人品格卓越,政績出眾,有的甚至是要求變法的急先鋒。
神宗力排眾議的決心,不可謂不大。但結果呢?朝廷上下,不管什么派系,都徹底和王安石劃清界限。
王安石是一個了不起的改革家,但他的方案,超越了他的時代;他的措施,忽視了人的因素。韓琦、司馬光都勸過神宗,王安石“個性剛愎、不通人情”,這種性格并不適合拜相。當年王安石在包拯手下為官,一次宴會,包拯勸酒,王安石愣是從頭到尾拒絕,幸好包拯只是一笑而過。但新法不是一杯酒,想喝就讓大家陪你喝,不想喝就讓滿桌人都不喝。一個不懂得通融、包容、恰當和稀泥的宰相,必然會事事掣肘。
神宗也漸漸意識到了,他越是努力推行新法,越讓自己和王安石陷于孤立。大規模的人事調動,已經震懾不住反對派,反而讓中間派也走上堅定反對的道路。在他和王安石的手下,竟然無一可用之人。
神宗的嘴角,掠過了一抹苦笑:他們不理解我,沒關系,我是為天下人的幸福而奮戰的。
但這份自信在改革的第五個年頭里,被徹底粉碎了??1047年,全國反對新法的聲浪高漲,天旱無雨,饑荒蔓延。正當神宗心焦如焚時,宦官鄭俠跪倒在地,送上一卷《流民圖》,懇求神宗過目。畫卷上,不是百姓安樂,而是流離失所、賣兒賣女的慘狀。
狂熱的堅持,絕對的自信,在這幅地獄般的畫卷前崩潰了。宋神宗終于同意撤換王安石,啟用韓絳、呂惠卿。但很快,神宗察覺到呂惠卿不是可以托付之人。至此,神宗不得不親自動手,獨撐變法大局。
雖然后來王安石短暫復出了半年,但可以說,從看到《流民圖》的這一刻起,廟堂之高,國家之大,真正憂心于變法的,只剩下神宗這位孤獨的行者了。
而直到宋神宗36歲去世,他都沒法改變這個僵局??為百姓福祉的變法,遭到百姓的激烈反對;作為皇帝,他卻被大臣們孤立;改革引起的爭議,加劇了朝廷中的黨爭,他卻無法壓制下去。
從某種程度上說,宋神宗是為了變法憂勞而死的。但他死后留下的國家,卻是一個變法失敗、黨爭紛起的國家,財政危機日益嚴重,百姓貧苦不堪,對西夏和土藩的軍事連年失利。這一切,都和他富國強兵的心愿截然相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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